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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金色的，是旭日未露的晨曦，是人生最甜蜜的时光。每每回一趟山西日报社宿舍大院，看望报社的老寿星母亲，总能想起许多儿时温馨的回忆。每当思之，心头仍泛起丝丝甜意。走在宿舍院子里，看着一栋栋楼房，有时却有几分失落，因为我魂牵梦绕的编委楼早已不复存在。 编委楼，那是当年山西日报社宿舍唯一的一栋宿舍楼，因为居住的都是总编辑及编委，大家习惯称为编委楼，这个叫法一直沿袭了几十年。后来，山西日报楼房多了，才改为六号楼。再后来，六号楼作为危楼被拆掉了。 五十年代末，报社开始修建编委宿舍楼。时逢国家困难时期，本来计划降低标准，减少面积，是体贴报纸工作人员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放了话：“不要修改图纸了，报社工作很辛苦”。楼房于年竣工，那是一栋尖顶四层青砖红瓦的楼房，一共两个单元，东单元8户，西单元11户。每户百十平米，房间很高大，有座式抽水马桶、浴缸、热水和暖气，每个卧室都有顶到天花板的壁柜，厨房有橱柜，地板是苏联进口的红砖地，越擦越红。机关给每户都配备了大人和孩子的床铺，一张饭桌，几把椅子，案板、擀面杖和水缸等，属于各家的私有财产，就是几口锅两三只箱子而已。楼房四面围花栏墙，有个大门。大概就是这个院墙，隔断了我们和居住在平房里的孩子们的交往。楼房后院是每家的菜地，前院是每家的煤池。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我家住到了年，下放大同8年后，年我家又搬回了这栋楼房的东单元四层东面。直到年报社盖新楼房，才搬了家。前前后后，我家在编委宿舍楼住了23年。 █年以前的山西日报社采编办公大楼和机关厅 发小成群 那时候，都市里能闻到田野里飘来的青草味道，穿着白衣红裙的女孩在编委楼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塑料凉鞋叩击出轻快的响声，一群呼啸而来的男孩子，把自行车铃铛摁的有如冰雹落地，那会儿的冰雹都是透明的。 编委楼每家每户孩子都很多，从四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到五十年代的，年龄不等，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不算多。19户人家一共有七十多个孩子，院子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在那段青涩而淳朴的岁月里开始了一场混沌与成长的挣扎。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名，比如陈墨章家中的小蛋，大块；刘山家的小米儿，二米，小闺女。有些除了小名还有外号，甚至有些外号大人也跟着叫，比如郭允昌家的郭亦敏，人们都叫他老一胖；张春旬家的张效铮，外号居然叫耗子；左录家的左小青外号叫老左，因为那时候不时兴称呼职务，孩子们在楼下喊“老左”，左录老伴就从阳台上伸出头看，以为是喊左录。马明家的马小勇经常提着一把斧头下楼劈柴，他长得魁梧高大，像水浒里的黑旋风李逵，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奎。 因为年龄不同，编委楼的孩子们有的上大学，有的上中学，有的上小学和幼儿园。因为提倡节俭和孩子多，许多男孩子的衣服是大的穿过小的再穿，裤腿弥补一截又一截，但是女孩子们穿得却都很时髦。但是每逢过年，母亲都会在我的床头放一身新衣服，初一早晨起来总让我十分开心。长大成人后，我却惊诧地发现：昔日的邋遢鬼，丑小鸭们却变成了帅哥靓女。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伙伴大都不见踪影，四散在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在海外，大部分人退休了，相见不一定能认出了，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回忆起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不会忘记在编委楼的岁月的。 读书成风 我们这群报人子弟，可以称为书香门第。阅读各类书籍，是编委楼孩子们的一大乐事。每个大人都喜欢读书，许多大人藏书颇丰，包括我的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淘书、购书、读书。耳濡目染，我也从小喜欢看书，家里有个一堵墙的大壁柜，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我总是顺着暖气管爬上去，然后钻进去趴在里面，柜子留一条缝隙透光，然后在里面看书，许多书是看不懂的，但是也翻了不少中外名著。小伙伴们经常交换看书。那时家家户户白天都不锁门，我们推开门就能进去，看人家的书架上有啥好书，然后提出来交换着看。我记得小米儿借了我一本《红岩》，后来找不见了，怕我家长骂我，就郑重其事的给我赔了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父亲看我们姊妹几个好看书，经常给我们买儿童读物，我看过后就捐给班里了。没少落老师表扬。我们家的孩子吃饭时看书，睡觉时看书，上课时也看书，不管家长和老师怎么呵斥，我们欲罢不能，看书绝对上瘾了。 那时，除了中国当代现代文学作品，我们主要是看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那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收音机里一评二评加重着抨击的力度，但是毛主席说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所以，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在中国仍处于肯定地位。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苏联文学作品是盖达尔选集，里面的儿童故事让我十分向往，铁木尔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小人书也是我们童年的一大乐趣。记得陈墨章家的小蛋摔断了腿，在家休息，为了让我们几个岁数比他小很多的孩子陪他说话，就找来许多小人书给我们看。 文革期间，编委楼的孩子们都失学了，是各种名著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段特殊的时期。年，我家去大同下放，规定带的行李有限，清理最多的就是书籍，家家户户亦如此。我记得父亲左挑右拣，还是按废品价卖掉了两平车书籍，我想当时父亲的心里一定很悲伤。长期的家庭熏陶，使编委楼的男孩女孩都多了几分书卷气，也多了几分书生气，都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后来子承父业，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很多，在其它行业的人也都颇有成就，许多人当了各级领导干部，更多的人是当了各类专家，学者。 编委成谜 有这么多年纪相近的孩子在一起，星期天串在一起，院子里就动静大了，由于总有大人或读书或写作或上夜班睡觉，家长们总是一再叮咛孩子们不要在窗户底下嬉戏折腾。 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不了解长辈们的。长大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群来自太行、太岳、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报人，是山西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国的新闻史中留下了英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山西日报成为全国的红旗报，毛主席，刘少奇都多次表扬山西日报，亲笔为报纸题写报头，对毛联珏印象很淡，只记得他家有黑白电视机，孩子玩的是很大的一辆电动遥控汽车。“文革”前夕他就调任北京，后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对吴象的印象，只记得人们常调侃的一句话：“山西文章属吴象，我给吴象改文章”。后来他家也搬迁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山很有风度，像个伟人。而陈墨章、张春旬、郭允昌永远是笑眯眯的。我从小印象赵宪斌就是个老爷爷，拄着拐杖，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我儿时的形象，我很奇怪他怎么能一辈子不变样。老虎的奶奶是个老烈属，脾气暴躁，经常拄着拐杖骂我们，孩子们都有几分怕她。后来她是拄着拐杖骂造反派。小蛋的爷爷说着一口河北话，一到天快黑时就对着他家养的鸡说：“窝里去！”那些鸡就乖乖回窝了。印象最深的是陈铿，他是报社专门负责给来晋的中央领导拍摄照片，后来他调任省外事办副主任，每次见他都仿佛是刚出国回来，在宿舍门口下了小汽车，衣衫笔挺，气宇轩昂，风度翩翩。 年，“文革”来临了，许多大人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我们惶惑、不解，编委楼的围墙被推倒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记得在山西日报社机关礼堂门口的一个十字路口，点着一盏明亮的水银灯，夏天密集的蚊虫围着那盏灯飞舞，编委“吴刘杨张胡”被造反派押着在灯下批斗，吐唾沫，小孩子们的弹弓石子不时飞向他们，看了令人恐惧。在造反派抄我家时，翻出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里夹着一张刘少奇的照片，第二天，报社院子里就贴出大标语，说我父亲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那时我们也做了不少傻事，我记得张春旬在报社院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把他的草帽扔到树上，他乐呵呵地手脚非常麻利地就爬上去摘了下来，他的爬树本领着实让我们吃惊。岁月无情，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许多长辈都已作古，而我才对他们熟悉起来，才了解理解了我们的父辈。我怀念父亲，也深深地怀念着父亲当年的同仁，我深深地敬重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好人，一群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群深深爱着我们的父亲。我想远在天堂的父亲及他的同事们一定会在天堂继续办好报纸；我祝福两位健在的老前辈能长命百岁。 苦难成甜 年到年，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可是我却对那段历史印象很模糊，因为大人们努力让我们吃得饱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家家户户开始在后院种小块地。我们也经常在地里帮助家长干活，去马路上和后面的养牛场拣来牛粪或者马粪，给地里施肥。记得为了保卫地里的劳动果实不被人偷，吴象家的吴二象把他家的幻灯机灯光打开，从三层楼上直接照射着他家的玉米地，煞是好玩。 那时候的我们，普遍偏瘦，豆芽菜居多，只有孩子少的家庭孩子能吃胖。比如王西一家的和平和东风，小时候胖乎乎的照片居然登在山西画报杂志的封面，我们看了十分羡慕。 家里整天吃的是豆腐渣饼子、玉米面糊糊煮野菜，喝糊糊时，家里其他孩子喝稀的，让我捞干的野菜，因为那时我是家里最小的。我记得母亲经常领着我们去双塔寺挖野菜、挖甜草根、捋“榆钱儿”和槐花。还去过黄陵的菜地拣菜叶子。有一段时间，有个较瘦的大孩子吃坏了肚子，院子里的孩子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猴拉稀”。去食堂吃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预先订好菜谱，然后用饭票去排队打饭，许多要好的孩子挤在一起，窝头、熬白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其实不在乎吃什么，而在乎没有大人，自由自在聚餐的那种感觉。 编委们虽然吃的是小灶，但是困难时期，大人们都把小灶的饭菜打回家让全家人吃。星期天休息，就可以看见许多大人出门，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报社就会给浮肿严重的编委批点黄豆。我记得最好吃的一种零食就是“伊拉克蜜枣”。那一时期。为了支援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用外汇从这些国家进口了一些产品，“伊拉克蜜枣”就属于这种性质。可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市场上这种枣渐渐绝迹了。 我第一次进饭店是在“文革”期间，有一天哥哥领着我们几个小伙伴出去玩，走到了并西商场对面的一家饭店，我们几个走进去，专门挑了一张靠近大玻璃窗户的桌子，让外面的路人看见我们几个能吃起饭店，其实我们几个只是一人要了一碗开水，拿着筷子在里面搅来搅去，好像我们真的在吃饭店。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十分滑稽。 玩耍成瘾 少年不知愁滋味，尽管我们赶上了困难时期，赶上了“文革”，尽管那时没有现在的玩具高级，但是我觉得我们远远比现在的孩子幸福百倍，因为我们小时候玩疯了，玩够了。 年后的我们吃饱了肚子，精力格外旺盛。男孩子喜欢玩捉迷藏，打篮球、兵乓球、弹蛋蛋、叠元宝、打弹弓、玩打仗游戏、自制弹弓枪或者木制手枪，组装无线电半导体收音机。孩子们因为玩耍受伤的事情时有发生。我曾在院子里的晾衣服钢丝上面，因为打秋千摔断一次胳膊；在院子里的墙头上，又摔断一次胳膊。那时候楼上楼下的孩子联系，就敲暖气管子联络。 我们玩得乐器是口琴、笛子、箫和一种有按键的不知道名字的琴。到了冬天，我们拿着自制的冰车去迎泽公园的湖面上滑冰；夏天，我们去公园湖里或者游泳场游泳。陈铿家的陈小吴和毛联珏家的毛小矛都是游泳的高手。春天，我们偷来平房住的人家的竹门帘上的竹条自制风筝，去野外一比高低。女孩子喜欢跳皮筋、跳方格、集邮和在院子里下军棋。那时候我们很着迷讲故事，相约到平房住的赵中苏家或者王培洪家，他家的外屋总是挤满了孩子们，他两家的大人从不干涉。一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想起许多家长的呼喊声：XX，回家吃饭！学骑自行车也是我们当时的一大乐趣。一辆自行车能乘坐四五个孩子，好在那时的车子结实。我们的另一大乐趣就是去报社礼堂看电影，我记得是五分钱一张票，因为家长有时候不给钱，我们只好趴到礼堂窗户上往里看，等到后半场不收票了，我们就冲了进去。那个年代，我们看了不少后半场的电影。 劳动成习 由于家长们的教育，编委楼的孩子们劳动观念都很强。大孩子照看小孩子就不用说了，比如，打煤糕，就是一件很重的活。那时烧土几毛钱一车，为了省钱，孩子们亲自去烧土场挖过烧土。然后买回煤，把煤面和烧土掺和起来，用模具打成煤糕，晾干了储存起来。在家里也要每天活煤泥或者下楼搬炭和煤糕。楼道是每家每户轮流值日打扫，卫生红旗挂在谁家门口，谁家就负责清扫整个楼道。读小学时，我常常爬上邮局到报社拉报纸的汽车，到火车站义务装卸报纸。初中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学工劳动和野营拉练，后来又在学校挖防空洞，到汾河拉沙子，到东太堡砖厂拉砖。毛联珏家大孩子小矛小学一到假期就去机关做临时工，扫院子，倒垃圾。年暑假家长又让他去大寨劳动锻炼，年毛小瑞又去他父亲四清的河北永年县劳动锻炼。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磨炼，使编委楼的孩子们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苦都能应对自如。 我在家里先后养过鸡、鸭、鸟、猫和兔子，那时最时兴的是养蚕。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当时觉得看着蚕吐丝做茧很有意思。许多人家把蚕放到大床板上吐丝，吐出了一个床板那么大的长方形的丝垫，揭下来之后，可以做一个丝绵背心。那时报社院子里种了许多桑树，但是也不够人们采摘，有时只好给蚕吃榆树叶子。年，编委楼的家长全部进了中央学习班，工厂停工，学校停学，社会极度混乱动荡，孩子们成了一群自由自在的羊，失控了，出格了。那时候都是大孩子给小孩子做饭，郭允昌家的小超，很小就学会了做饭。到了晚上，一群群的孩子围在煤池边上讲鬼故事，胡侃瞎聊。年龄大些的孩子就参加红卫兵，到社会上串联、造反去了。记得有个大孩子参加了红卫兵，从社会上带回一支手枪，一些小孩子就跟着他去双塔寺试枪。编委楼里曾发生一起打架事件，让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大孩子为了他弟弟，领着一群哥们在编委楼里打了报社的一个造反派，报社的造反派反过来打了他父亲一顿。年，我随着复课闹革命的热潮，走进了太原五中，开始了在中学体验文革。 年7月，中央办的山西干部学习班结束了，编委楼的大人们全部被重新分配工作，大部分人被发配到全省各地或者工作或者插队，年龄较小的孩子也随着家长各奔东西。年龄大些的孩子就到了内蒙兵团或者铁建兵团或者农村插队或者参军。在北上大同市的火车上，年少的我开始伤感：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知道，编委楼再不能为我们的青少年时代遮风挡雨了。8年之后，我家再次从大同搬回编委楼，物是人非，那栋风雨飘摇中的旧楼已经没有昔日的欢声笑语，没有昔日的风采了。岁月流逝，许多事情已经很模糊了，但是那栋后来被拆掉的编委楼，以及童年的故事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愈渐清晰。 直接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康小明其它作品： 康小明：两位混血美女与一座城市和一个家族的网球运动史 康小明：我眼中的城市雕塑 康小明：按摩师马义的蝼蚁生活 康小明：双塔寺街的变迁 战火硝烟中的解放和接管太原——忆太原首任警备区司令员罗贵波将军 康小明：小人物的大手笔 康小明：柔情的保民，黄河岸边的保德汉子 康小明：异人郑喜桂 康小明：母亲对保德家乡的回忆 康小明：他一生只说真话——怀念我的父亲康溥泉 康小明：铁姑娘春秋 康小明：编委楼里的编委们 康小明：那座山，那个人 康小明：尴尬人生 康小明：荷塘月色中的闰儿走了，只留下远去的背影 康小明：高高竖立在恒山火烧岭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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